《呂氏春秋》

《呂氏春秋》大要

著述經過

　　《呂氏春秋》一書，據《史記‧呂不韋列傳》所載，是由呂不韋使其門人，人人著所聞集論，並探討天地人事，總結歷史經驗，撮取諸子百家有利於統一和治理的思想主張，撰成了包括一百六十篇論文，共二十六卷的著作《呂氏春秋》。合共為十二紀、八覽、六論，合十餘萬言，且備天地萬物及古今之事，名為呂氏春秋，暴之咸陽市門，懸千金其上，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。故被後人以為佳話。


呂氏春秋的版本、章節及內容

　　《漢書‧藝文誌》記《呂氏春秋》二十六篇。今本《呂氏春秋》分紀、覽、論三大部分，紀十二篇，覽八篇，論六篇，總篇數與《漢書》同。每篇又有子篇若干。十二紀按四季、十二月份排列，每一紀有紀首一篇和論文四篇共五篇，十二紀共計六十子篇。八覽各覽有論文八篇，但《有始覽》缺一篇，共計六十三子篇。六論每論有六篇，共計三十六子篇。加上十二紀末的《序意》一篇，全書計有子篇一百六十。東漢高誘的《呂氏春秋注》，是此書最古的注本，著錄於《隋書‧ 經籍志》

　　而綜觀《呂氏春秋》所述的思想，首認為天下是天下人的，為國者立公破私，才可以得天下。樹立君主是為了維護群體和國家的利益，君主的責任是充分發揮臣僚的積極性，自已則無智、無能、無為。君主要順民心，以仁義治理之，以愛利安撫之，以忠信引導之，盡力為民眾去災致福。不可濫用民力，不能奢侈腐化，否則不當為君。大臣們應該親信合作，忠君利國，成就大事，君主若以黑為白，臣不能聽從。呂不韋認為，該書具備了古今天下萬物的事理，是進行統一戰爭和戰後建立清平社會的最佳政治學說，

　　然此書所尚，以道德為標的，以無為為綱紀，以忠義為品式，以公方為檢格，與孟軻、孫卿、淮南、揚雄相表裏也，是以著在錄略。誘正孟子章句，作淮南、孝經解畢訖，家有此書，尋繹案省，大出諸子之右，既有脫誤，小儒又以私意改定，猶慮傳義失其本真，少能詳之，故復依先師舊訓，輒乃為之解焉，以述古儒之旨，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。若有紕繆不經，後之君子，斷而裁之，比其義焉。

呂氏春秋書之思想
　　陳奇猷在《呂氏春秋校釋》中載漢書藝文志列《呂氏春秋》於雜家，但呂氏春秋雖是雜家，然據《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的確立》中所言，其主導思想則是陰陽家。若論陰陽家與呂氏春秋的關係，則可說陰陽五行學說對《呂氏春秋》思想體系的形成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據《史記》的《孟荀列傳》、《封襌書》和李善的《文選‧魏都賦注》所載，鄒衍的哲學思想要點有三：一是『深觀陰陽消息』，以陰陽消長說明四時的更替；二是『禨祥度制』，即天瑞天譴說；三是『五德轉移』或稱『終始五德』，以五行相生相勝解釋朝代的興衰。

　　因此，各家各派之作，各自為篇，雜陳於呂氏書中。而各家各派有其獨特之思想，又各有其特殊之詞語，即同一詞語，恆殊其義。故注釋呂氏春秋，分別各篇所屬家派，實為首要任務。否則，必致張冠李戴，混淆不清，更不能瞭解文章之真意。

　　但雖如此，然《呂氏春秋》成於各家各派之手，紀述先秦學術資料，極其豐富，且有不少早已湮沒之家派，賴此得以保存，誠為研究先秦史哲十分重要之著作。

　　就正如在《中國哲學發展史．秦漢．任》所言，《呂氏春秋》在內容方面，能夠以階級和客觀的態度對待先秦文化遺產，公開地申明要採集諸家之長，超出學派門戶成見，將各家學說中在它看來有價值的成份組織到一起。《呂氏春秋》之成，確能反映了大一統時代學術界的要求。


影響

呂氏春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
　《呂氏春秋》成書於秦統一中國前夕，從時間上說，它屬於先秦階段，可是從它所代表的思潮和所起的歷史作用來說，把它作為秦漢哲學家史的發端就更為適宜。該書編者編纂此書，是直接為行將統一的封建皇朝提供思想統治的理論體系。它在秦朝未被採用，但對於漢代的政治和思想卻有重大的影響。就學術思想的演變而言，它開發了秦漢之際的道家思潮，推動了漢初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。《漢書‧藝文誌》把它著錄於雜家。以後的學者，囿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，只肯定該書的史料價值，而認為它的學術思想漫衍無所歸心，不成一家之言，評價較低。我們要革除偏見，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，還《呂氏春秋》以本來的面目和歷史地位。《中國哲學發展史．秦漢》


呂氏春秋的歷史地位
　　據《中國哲學發展史．秦漢．任》分析《呂氏春秋》的歷史地位，首要言者，它是先秦時期最後一部理論著作，也是對先秦文化的一次重要總結。其次，它是漢初黃老之學的先聲。而《淮南子》正是《呂氏春秋》的繼續和發展。再者，它對於整個漢代的學術和哲學，乃至實際政治生活，都有重大的影響，這些影響遠遠超出了漢初道家的範圍。而且，在學術資料上，漢代一些學者直接利用或仿效《呂氏春秋》而著述。同時，《呂氏春秋》對於漢代唯物主義哲學和醫學理論的發展，都起了推動作用。

呂氏春秋與漢代經學的關係
　　而《呂氏春秋》對於漢代學術最深遠的影響，則為經學，且包括董仲舒的神學，兩者可說是有不解之緣。經學家以六經為典範，以仲尼為先師，從不承認《呂氏春秋》與他們有什麼師承關係。實際上他們很看重《呂氏春秋》書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。自十二紀紀首被入《禮記》以後，以五行配四時，以政令配月令、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，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。

　　而兩漢統治者在施行賞刑、頒布詔令時，都要考慮如何調陰陽、順四時、合五德，此種風氣，愈晚愈盛。《漢書》設《五行志》，將歷年發生的自然災異與政治變故，次第列出，附以董仲舒、劉向、劉歆及其他經學家的說明，目的是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。當然，不能說漢代的五行說全來自《呂氏春秋》，但是經過了秦火，先秦鄒衍學派的資料大都散佚，由《呂氏春秋》保存下來的十二紀與《應同》、《召類》等篇，至少是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來源，當無疑問。